闻一多速写作品《重安江链子桥》（1938年3月24日）
《战时全国各大学鸟瞰》
《教育杂志》抗战四周年纪念号
【著书者说】
2015年7月，我的《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分别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和香港中和出版社推出简体字版和繁体字版，因恰逢抗战胜利七十周年，吸引了不少公众的目光，媒体上也发表多篇专访或书评。今年4月，北京大学出版社刊行该书增订版。书印出来，制作很不错。能有机会以“著书者说”的名义，谈自家写作的甘苦与遗憾，那是意外收获。
增订版文章增加一半，图像大幅更新，优点可谓“一目了然”。可我还是必须坦承，这书有三大局限。第一，此乃多年撰写的文章结集，而非一气呵成的专著，这一缺憾，无论如何修补都解决不了。从1997年第一次谈“南渡记忆”，到2000年推介六卷本《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再到2002年撰写《吴宏聪与西南联大的故事》，都是零敲碎打。真正认真对待此话题，是从2007年开始——从那时到今天，也已将近二十年了，才拿出这么一册300页的小书，实在惭愧。在增订版序言里，我做了解释：不是因为难度太大，而是当初误认为此课题线条清晰，黑白过于分明，极有可能限制思考及论述的深度，故没有全力以赴。“随着时间的推移，我逐渐意识到，谈论抗战中的大学西迁，主动力不是追求学问精湛，而是拓展今日中国大学的学术视野与文化情怀，提振国人的精神与境界。”
第二，此书没能处理好政治与教育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尤其是关于战时教育部的决策与指导，论述不到位。并非史料难找，而是分寸不太好把握，故常常意到笔不到。谈具体大学，无论是坚持到底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还是匆促解散的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抑或众多数次迁徙的名校，看得见的是具体的校长与师生，看不见的则是背后那只指挥与操控的手。本书只在谈论抗战初期为何确立“战时如平时”的办学方针，以及引述浦江清的《西行日记》，还有中山大学档案中的徐中玉时，略为涉及。与此相关，共产党领导的陕北公学、鲁迅艺术文学院、延安大学、华北联合大学等，日后人才辈出，值得高度重视，但因不在国民政府主导的高等教育系统，目前只在作为附录的《战时中国大学的风采与气象》中提及，是个遗憾。
第三，沦陷区青年到底是千里跋涉到大后方念书，还是留在日本控制的大学（比如伪北京大学）就读，其中的艰难抉择，也是个棘手问题。2008年在北大中文系举行的“科学的精神，人格的魅力——王力、朱德熙、林焘、徐通锵四位先生纪念文集恳谈会”上，我做了题为《传道授业的责任与魅力》的主旨发言（《中华读书报》2008年11月26日），其中提到林焘先生的《浮生散忆》：七七事变后，林先生和无数北平民众一样，交织着悲愤、耻辱与无奈；好不容易考入美国人办的燕京大学，得以继续学业。而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关闭了燕大，林焘夫妇只好告别双亲，历尽艰辛，辗转两个多月，到达成都的燕京大学复学。林先生称：“我们当时实在太年轻、太幼稚，完全没有能体会到在那战火纷飞、生离就可能是死别的时代，父母为了让我们完成学业、为了我们有较光明的前途，要经过多么严重的思想斗争，要付出多么大的情感代价。我永远也忘不了临行时父亲一直送我到家门口上车时那直愣愣的眼光，也永远忘不了接杜荣时岳父拎着箱子送到门口时那凄然的神色。一年以后，岳父客死南京，这次分手竟成了杜荣父女的永诀。”（《燕园远去的笛声——林焘先生纪念文集》，商务印书馆，2007年）这段惊心动魄的经历，我在《永远的“笳吹弦诵”——关于西南联大的历史、追忆及阐释》中略为提及。这个话题若能充分展开，广泛钩稽无数沦陷区青年如何穿越封锁线来到大后方读书，以及政府和大学又是如何筹措资金，让他/她们得以安心就学，将使本书的论述更为丰满。
虽然有这样那样的缺憾，我对自己选择这个题目，还是颇为自得的。最近十年，只要邀请方愿意，我都会不惮重复，以此为题做专题演讲。而且，讲座的效果一般都很好。这次增订版，印在封底的这段话，是十年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的，大致能体现我的基本立场：“战火纷飞中，中国大学顽强地抗争、艰难地成长，此中蕴含着某种让后人肃然起敬的神秘的力量。回望这段历史，对今天的教育发展以及社会改革，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即便只是着眼于教育，起码让你我警醒：大学的存在价值，不仅仅是传授具体知识、催生科研成果，更包括坚守某种信念，以及塑造民族灵魂。”
回过头来，就书论书，增订版起码有以下三个优点：
第一，我谈战时中国大学，视野从不限于八年全面抗战，而是将其纳入现代中国大学一百多年既艰难曲折亦光辉灿烂的历程。十年前，我乘《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出版之际，将此前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刊行的四册有关大学的书籍重新编排，作为“大学五书”一并推出。其中收入《大学新语》（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的《现代中国大学的六个关键时刻》一文，着重讨论现代中国大学史上的六个关键时刻，包括1905年的废除科举、1919年的学生运动、1937年的大学内迁、1952年的院系调整、1977年的恢复高考、1998年的大学扩招与争创一流。至于其他一些相关内容，更适合于在政治史上论述，故从略。最近十年，我在多个场合做题为《现代中国大学的历史、传说与精神》的专题讲座，常以此文为底本，再加上近年撰写的《“双一流”建设应兼顾效率与公平》（2017）、《中国大学“双循环”的必要性与可行性》（2021）、《中文系的使命、困境与出路》（2023）、《现代中国大学的使命与愿景》（2024）等文，勾勒初露端倪的第七个关键时刻。无论是哪次讲座，只要选择此题，发挥最为出色的，必定是“1937年的大学内迁”。
第二，书中若干大的判断，我以为是准确的，有的甚至不时被作为“金句”引用。比如：“战时中国大学的内迁有如下特点：第一，不是个人逃难，而是集体行动，且一路上弦歌不辍；第二，教学上，不是应急，而是长远打算，所谓‘战时如平时’，更多着眼于战后的建国大业，保证了战时培养的大学生的质量；第三，学术上，不是仓促行文，而是沉潜把玩，出有思想的学问，有情怀的大学者——这一点人文学尤其明显；第四，因大学西迁而见识中国的辽阔与贫困，于流徙中读书，人生忧患与书本知识合一，精神境界得以提升；第五，除了具体的学术成果，大学内迁为西南西北播下良好的学术种子，此举对于中国教育平衡发展意义重大。”又比如：“如此扣人心弦的故事，古代中国没有，同时期欧美各国也谈不上——那是因为，美国远在天边，不太受战火影响；英国虽被轰炸，国土未被入侵；法国全境被占领，大学无处可迁；唯有苏联，在卫国战争中同样存在大学内迁的现象。只是因各大学在外流徙时间不长（以莫斯科大学为例，1941年10月迁离危城，1943年春胜利回归），没能像西南联大等中国大学那样，不但未被战火摧毁，还在发展壮大的同时，催生出众多美好的‘故事’与‘传说’。”还有下面这一段：“作为会思想的芦苇，危机时刻的选择，并不关涉‘知识’与‘学问’，而是‘气节’与‘情怀’。好在兵荒马乱中，大部分北大教授做出了英勇的选择，无愧‘读圣贤书’的称谓。抗战烽火中，大部分学识渊博的教授听从政府号令，辗转内迁，历尽艰辛，借用文天祥的《衣带赞》：‘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第三，作为史学著作，本书笔调克制，既不高调，也不煽情。尽可能回到历史现场，体贴当事人的处境与心境。此题因是非分明，容易写成政论或抒情文章，或拔高水平，或夸大贡献，或掩盖矛盾，或过求澄明。其实，细微之处，更能显示史家的见识与辨析能力。比如对于西南联大教授们的学术贡献，我称专业不同处境迥异，人文学者受战争影响较浅，而需要精密仪器配合的，则不免捉襟见肘。以下总体判断，我以为客观公允，且能见其大：“因主客观各方面原因，没有能力扩大研究生教育的西南联大，选择以本科教学为中心，这是明智之举。原本是缺憾，可扬长避短，反而成就了西南联大的名声——因为，本科教学乃大学之本，除了具体的专业传授，还有精神气度的熏陶，影响更为深远。而本科生对母校的认同感，又远在博士生之上。这就难怪，半个多世纪后的西南联大，被年迈的校友们越说越好，越说越伟大。”
另外一个例子，所有内迁大学的师生，多年后都会对当地表达感激之情。可回到当年语境，内迁大学与本地民众之间，有互惠与互助，但也不可避免存在矛盾与摩擦。比如西南联大与昆明民众的关系：“昆明所处的地理位置，使其开化较晚，文化传统不太雄厚；但也正因为比较闭塞，民风平和，对读书人相当尊重，西南联大方能成为主导力量。换一个民风剽悍或商品意识强的地方，联大所面对的困难将会大得多。引入大批外来人口，必定挤占本地人的生存空间，无论是联大人还是后世史家，不能居高临下，只说联大对于云南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所作贡献，而不提及云南民众的抚育与支持。”
诸如此类表面平淡实则隐含波澜的表达，在书中还有不少。史料的搜集、阅读与辨析，尚在其次，本书更值得自豪的是，特别注重基于史识与人情的“论述的度”。走了二十年弯弯曲曲的山路，终于悟出一个简单的道理：谈论“抗战中的中国大学”，若能上挂下联、左右开弓，兼及历史与当下、思想与学问、理论与实践，是可以做深、做广、做大的。
（作者：陈平原，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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